花桥｜桂林故事 邵荃麟：永不停歇的“文化斗士”

“文艺应成为暴露黑暗、歌颂光明的武器！”1941年，在桂林出版的《文化杂志》创刊词中，这句铿锵有力的话，点燃了众多文化人心中的火焰，也为当时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这篇创刊词的作者，正是《文化杂志》的主编、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的邵荃麟。

邵荃麟，原名邵骏运，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年轻时受到中国新文学和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党的文化事业，成为心怀家国的“文化斗士”。

1941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桂林因战时的特殊地位，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成为大后方的“文化绿洲”。邵荃麟也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桂林，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委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领导当时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在桂林的三年间（1941—1944），他组织文艺创作、创办进步刊物、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用满腔热忱唤起民众的抗战觉醒。

邵荃麟在桂林留影。 记者张苑 翻拍

执着而坚定的“隐蔽党员”

1906年，邵荃麟出生于重庆。他童年时被家里送回老家宁波府慈溪县接受启蒙教育，读完小学后于1919年到上海读中学。6年后，邵荃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邵父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或者成为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金融家或药材商。然而，年轻时，邵荃麟却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尤其偏爱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爱不释手。1925年，面对国家民族危亡，他悄悄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亦民”，并高喊“打倒列强”的口号，投身于五卅运动的热潮中。

1926年，邵荃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无法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作为学生党员的他一面读书，一面发动进步学生参与革命行动。因参与革命行动，复旦大学的两位校友被捕了，邵荃麟也受到影响。为了“避风头”，邵父安排儿子去日本留学。而邵荃麟却铁了心要投身革命。于是，他背着父亲悄悄留在国内，继续他热爱的革命事业。

之后近二十年时间里，邵荃麟在国统区以文化人、作家、理论家的身份活跃于中国文化的舞台，激发广大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领导他们以笔当枪，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1934年初，党组织决定邵荃麟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为了发动更多的文化人参与反帝行动，邵荃麟在上海开办了西门书店。那时，不断传来共产党人被捕的消息，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作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邵荃麟瞒着家人从事党的工作，与敌人周旋、斗争，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追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邵荃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辗转多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以笔为武器，以文章为载体，为抗战文化事业鞠躬尽瘁。

投身桂林的“文化先锋”

皖南事变前夕，局势日益恶化，大批文化人士云集桂林。邵荃麟在党的安排下，于1941年春来到桂林。

初到桂林，邵荃麟便同爱人葛琴一起在《力报》馆工作。葛琴接任副刊《新垦地》编辑；邵荃麟则在报社担任主笔，主要负责写社论，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写的文章语言流畅、文字犀利，深受读者欢迎。

皖南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三家中共创办的书店被限制营业。对于当时的桂林，茅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鸡零狗碎亦功德，酒囊饭袋是雄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桂林的文化运动由高潮跌入低谷。这时，邵荃麟离开《力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担任编辑工作。文化供应社诞生于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与当时在桂林的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

1942年，桂林文化供应社全体职工留影，邵荃麟也在其中。 （资料图片）

1941年9月，邵荃麟创办《文化杂志》，这份左翼理论刊物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阵地。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名为《我们对于当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的文章，明确提出“文化抗战需要新启蒙”的核心主张。与之前的左翼文化运动不同，邵荃麟强调“启蒙必须植根于民族解放的现实土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实践相结合。在编辑策略上，《文化杂志》形成了独特的“三三制”内容结构：三分之一刊发文艺理论文章，如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三分之一刊登反映前线战事的报告文学，如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另三分之一则用于介绍苏联反法西斯文学。这种编排方式既保持了理论深度，又兼顾了大众传播需求。此外，邵荃麟还在这份期刊中特别设置“读者信箱”栏目，每期选取普通士兵、工人的来信刊登，并亲自撰写回信。这种“互动模式”打破了知识精英与民众的隔阂，实践了他“文化必须走入民间”的理念。

在桂林期间，邵荃麟除了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职务之外，还担任分会研究部的副部长、理论组的组长，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的研究员。他在做编辑的同时，把精力和时间放在文艺理论工作上，高举战斗的旗帜，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如《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建立新的美学观点》《对于当前文化界的若干感想》《1941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向深处挖掘》《重振抗战的文艺战线》等等。

置身于美丽的桂林城，邵荃麟却无暇欣赏风景。他每天忙碌于各种事务中，以笔为武器，以满腔的热情，唤起民众的觉醒，点亮了这座城的“红色光芒”。

殚精竭虑的“文化斗士”

作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倾力于桂林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他认为，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新思想的推动者，因此他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

在桂林时，为了培养文艺青年，并给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园地，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同夫人葛琴一起创办了一个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刊物《青年文艺》，发表了不少文学新兵的作品，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同时，他在文化供应社时还主编了几套以广大青年为对象的丛书，如《文学创作》丛书、《中学略读文选》和各科知识手册等。这些都是当时文化供应社最畅销的书，有的再版几次，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邵荃麟编书，处处都为读者着想，特别是对青年读者，他是费了心机的。”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在文章中这样表述。例如，他编《创作小说选》，不只是选辑了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而且对每一篇小说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从作者的简历，到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学习的要点，都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和提示，帮助读者看懂学好，这是与一般的选辑所不同的。他不仅从作品的本身进行剖析，而且注意从思想上积极引导，根据当时文艺青年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在《序言》中加以分析指导。

为了帮助青年们很好地去欣赏文学作品，他建议青年们：“首先应该去认识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诉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种主题有时并不是看一遍就能明白，需要再三细读始能领悟的。”他举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为例，即初读这篇作品，也许会觉得是一个滑稽的喜剧，但是多看几遍，便渐渐体会出作者深刻的悲痛和愤怒。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欣赏到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才能看到作品的现实性。

对于如何创作和欣赏文学作品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篇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创造出来，是要经过怎样严肃与艰难的过程。作者在作品里所诉说的，就是他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思想。这种思想传达给读者引起了共鸣，就能转化为一种生活斗争和创造的力量。”

邵荃麟在桂林的时间，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经撤离的低潮期。他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派，与张锡昌、狄超白三人一起，组成桂林党的文化工作小组，由他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做国统区上层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他的身体一直很弱，经过一场大病之后，加上工作的劳累，肺病又复发了，身体也越来越坏。

他平日说话不多，看起来非常严肃冷静，但对人却又十分诚恳热情。他关心朋友和同志超过了关心自己，特别是关心进步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一再为作家的生活呼吁，并为作家的生活和权益的保障问题大造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内迁，辗转而来都需要安置，许多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他当时费了许多心思，从住宿、生活到工作想了许多办法，使许多文化人在生活上得到关心和照顾，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1942年春，茅盾在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在香港的文化人转移到桂林。当时的桂林住房十分紧缺，邵荃麟将厨房让给茅盾夫妇。由此，茅盾在《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这样回忆道：“幸亏葛琴把她家的一间小屋让给我们，才解决了问题。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楼房的朝北的一小间，虽说在楼上，但不见太阳。邵荃麟在文化供应站工作，编《文艺杂志》，还领导桂林的一些青年组织讲演会。我觉得他当时实在太忙，虽然很想和他多谈谈，却又实在不忍心再剥夺他休息的时间。因为我只写文章，白天忙，到晚上就休息，但邵荃麟同志却常常还在写作或看书。”“他身体之弱，也使我惊骇。他大概比我小十来岁，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丝毫不苟。”

邵荃麟和夫人葛琴。 （资料图片）

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邵荃麟体弱多病，又坐过监狱，咳嗽、低热伴着咯血折磨着虚弱的身子，但他不屑一顾，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文化斗士”潜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领导文化界的抗日统战工作。

1943年初，文化供应社进行改组，由钱实甫接管编辑部。他排斥进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邵荃麟不得不离开文化供应社。

1944年，日本侵略军快要占领湖南衡阳之时，桂林进行大疏散，邵荃麟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和安排所有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安全撤退。此时，他拖着病痛的身体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工作者，而自己却顾不上疾病的折磨，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作家王鲁彦不幸于当年8月20日在桂林病逝。王鲁彦的丧事，是邵荃麟主持和料理的。王鲁彦的追悼会于8月30日举行，邵荃麟以全国文协代表的名义致了悼词，对王鲁彦的一生及其文学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直到办完王鲁彦的丧事，所有的文化人都安全撤离，他自己才带着家小，好不容易挤上一节敞篷火车，匆匆离开桂林。这一天，已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发布的第三次强迫疏散令规定的最后期限。邵荃麟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撤离的目的地重庆。

在撤离桂林的前夜，邵荃麟在美丽的漓江边感慨万千。这一山一水让他欣喜，而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愿尚未达成，他再一次陷入彷徨中。

如今，80多年过去，桂林山水记录下了这位执着的“文化斗士”留下的足迹。如果他能走进今天的桂林，率真的他一定会留下赞美山水的浪漫诗篇。

来源: 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