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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们的北京大学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7-21 19:59:00    

一所大学，竟然吸引国内外这么多研究者的目光，北大这方面的优势，非其他大学所能企及。

二十多年前，为迎接北大百年校庆，我和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那篇撰写于1996年的导言开篇就是：“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十年后，我在《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以北大、复旦、中大为中心》（《书城》2016年第10期）中提及，“因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北大校史既波澜壮阔，又暗流汹涌，校方落笔很费踌躇，但研究者很喜欢这种挑战”，于是出现了众多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乃至建筑与植物角度谈论北京大学的著作。区区一所大学，竟然吸引国内外这么多研究者的目光，北大这方面的优势，非其他大学所能企及。

这回的小书缘于约稿，须在出版社划定的圈子里跳舞，不可能自由发挥。最主要的限制，还不在于篇幅大小，而是如何兼及“老大学”与“老照片”这两个不同维度。基于图文并茂的出版宗旨，本书以人物为中心。因为，比起宏大叙事或高谈阔论，为特定人物配图，相对来说更容易做到精准。至于选择什么人物，在老师与学生之间，本书倾向于前者。理由是，前者相对固定，且更能体现大学的学识、性情与风采。若是后者，数量十分庞大，虽容易上下其手，说得天花乱坠，但谁都明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走出校园后的业绩与贡献，不能全由母校来认领。在我看来，大学主要是个教育机构，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可以在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经济建设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般情况下，知识传授、学术探索与科技创新，更为本色当行——而在这些方面，教师无疑更具代表性。

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出版过一册776页的大书《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季羡林在序言中谈及选择教师而非学生的理由：“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靠他们来传承，北大的名声主要靠他们来外扬。”虽然在第二辑中选入若干与北大擦身而过的政治人物，但全书确实聚焦于北大历史上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教职工。只是因其从晚清说起，留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篇幅并不多。

本书正是从此入手，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仍然活跃的北大名教授。其中个别人物会有重叠，但选文不同，可以形成互补。为何如此定位？谈论新文化运动或抗战期间北大教授的书籍很多，没必要再锦上添花。至于主要活跃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学者，因牵涉“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很难叙述，与其不痛不痒，还不如暂时搁置。相对来说，谈论改革开放后仍在北大任教的，比较容易畅所欲言。

另外一点同样重要，今天中国各大学（包括北大）的基本格局与学术传统，大都是改革开放第一代学者奠定的。四十年风云变幻，有赖于他们顶住压力，继往开来，引进吸收，开拓进取，才有今天中国的办学局面——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本书之谈论北大教授，以人文学者为主。在综合性大学中，理工医农的发展尤为重要，且更为强势，为何到了讲述大学史时，往往人文学者优先？二十多年前，我曾对此现象作出解释：“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老北大的故事》第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修订版】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本文作者

虽然专注各院系的代表性学者，但本书不是学术史，既无力，也不想面面俱到。会有这种情况，明知某些学者很重要，但找不到合适的文章，也只好割爱了。这里所说的“合适”，主要指文笔，但也包括篇幅，个别还牵涉版权。不是正史，也不是评传，每篇三五千言，只能寥寥数笔，重在勾勒人物的性格与精神。

全书最后一辑，文体上有变化，选择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生物学家的自述，再添上不该忽略的“北医的品格与使命”，希望呈现不一样的风采。

借用丛书“总序”的说法：如此“好看”的文化读物，拟想读者可不仅仅是各大学的校友，更包括所有对中国大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兴趣的读书人。

（本文为《我们的北京大学》序，陈平原、季剑青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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